【收藏】信息网络侵权最新司法解释-含5大解答、8大案例及执笔人解读-完美版|法客帝国
目录：
1. 司法解释全文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姚辉6大问题权威解答
3.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8大典型案例
4．执笔者姜强法官的5大权威解读
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4〕1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4年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0月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8月21日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1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是指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身权益引起的纠纷案件。
第二条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
第三条 原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起诉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原告仅起诉网络用户，网络用户请求追加涉嫌侵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原告仅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追加可以确定的网络用户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四条 原告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涉嫌侵权的信息系网络用户发布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请求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向人民法院提供能够确定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处罚等措施。
原告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信息请求追加网络用户为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五条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侵权人以书面形式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公示的方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包含下列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一）通知人的姓名（名称）和联系方式；
（二）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
（三）通知人要求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
被侵权人发送的通知未满足上述条件，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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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是否及时，应当根据网络服务的性质、有效通知的形式和准确程度，网络信息侵害权益的类型和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
第七条 其发布的信息被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的网络用户，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收到通知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的网络用户，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通知内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因通知人的通知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错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被采取措施的网络用户请求通知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错误采取措施的网络用户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相应恢复措施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技术条件限制无法恢复的除外。
第九条 人民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
（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
（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一定时间内的浏览量；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
第十条 人民法院认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其程度，应当综合以下因素：
（一）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
（二）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
（三）对所转载信息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公众的可能性。
第十一条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诽谤、诋毁等手段，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降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内公开；
（二）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
（三）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的目的，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公开的方式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
（四）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五）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
（六）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公开前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个人信息，或者公开该信息侵害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权利人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公开个人信息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十三条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文书和公开实施的职权行为等信息来源所发布的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与前述信息来源内容不符；
（二）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添加侮辱性内容、诽谤性信息、不当标题或者通过增删信息、调整结构、改变顺序等方式致人误解；
（三）前述信息来源已被公开更正，但网络用户拒绝更正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予更正；
（四）前述信息来源已被公开更正，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仍然发布更正之前的信息。
第十四条 被侵权人与构成侵权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达成一方支付报酬，另一方提供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服务的协议，人民法院应认定为无效。
擅自篡改、删除、屏蔽特定网络信息或者以断开链接的方式阻止他人获取网络信息，发布该信息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接受他人委托实施该行为的，委托人与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五条 雇佣、组织、教唆或者帮助他人发布、转发网络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判决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或者恢复名誉等责任形式的，应当与侵权的具体方式和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侵权人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网络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裁判文书等合理的方式执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侵权人承担。
第十七条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严重精神损害，被侵权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
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予以确定。
第十九条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规定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法举行审理利用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司法解释发布会介绍司法解释的相关情况并公布了8起典型案例
2014年10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审理利用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司法解释发布会，通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有关情况，同时公布了8起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典型案例。发布会同时邀请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姚辉出席，就典型案例进行说明并回答各位记者的提问。
一、《规定》的制定背景
近年来，互联网行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崛起，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推动了我国的信息化进程，深刻影响了社会生产方式。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例如，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犯罪的惩治以及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治理与预防等等，都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连同10月9日发布的司法解释，共同形成了有关互联网法律问题的裁判规则体系，对于规范网络行为、建立良好的网络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起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自2013年起，在总结审判实践、尊重互联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听取了法院系统、立法机构、相关部委和专家学者的意见，特别是反复听取了互联网行业及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规定》立足司法解释的功能定位，严格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精神，结合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在充分考虑互联网技术的特点、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前提下，为民事主体权益保护提供充分的司法手段。《规定》于2014年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1次会议通过，自2014年10月10日起施行。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19个条文，重点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结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合理确定管辖法院和诉讼程序。《规定》坚持方便当事人诉讼和方便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则，在管辖地的确定上，结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状，在第2条明确规定：“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针对可能出现的起诉难问题，《规定》在两个方面作出规定：一是在诉讼程序上，允许原告仅起诉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第3条规定：“原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起诉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二是明确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原告的请求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以方便原告起诉。《规定》第4条规定：“原告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涉嫌侵权的信息系网络用户发布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请求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向人民法院提供能够确定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信息。”
（二）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侵权的认定问题。目前，互联网行业已经进入了内容、社区和商务高度结合的形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定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知道”，需要更加慎重。如果司法裁判中认定的标准过严，会造成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过重，可能会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自我审查过严，经营负担加大，进而影响合法信息的自由传播，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如果司法裁判中的标准过宽，则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怠于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放纵甚至主动实施侵权行为。《规定》第9条在兼顾两者的前提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
（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
（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一定时间内的浏览量；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
（三）明确了利用自媒体等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程度认定问题。微博、微信等近几年迅猛发展的社交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媒体，在传播范围、影响力等各个方面均有超出传统媒体之势。在信息传播的主体上，往往是自媒体先发出声音，产生影响后，传统媒体再跟进。在信息传播的形态上，以社交网络为媒介的转载等二次传播，影响巨大。针对这些特征，《规定》第10条对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人民法院认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其程度，应当综合以下因素：
（一）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
（二）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
（三）对所转载信息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公众的可能性。”
（四）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尤其是个人电子信息的保护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个人信息的收集几乎无处不在，个人信息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范围越来越广。基于这些背景，《规定》第12条在利用司法手段保护个人信息方面作出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内公开；
（二）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
（三）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的目的，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公开的方式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
（四）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五）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
（六）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五）明确了非法删帖、网络水军等互联网灰色产业的责任承担问题。实践中，以非法删帖服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灰色产业之所以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互联网技术的不对等性，发布侵权信息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具备技术优势。《规定》从民事责任角度对这些行为作出规制，第14条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与构成侵权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达成一方支付报酬，另一方提供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服务的协议，人民法院应认定为无效。擅自篡改、删除、屏蔽特定网络信息或者以断开链接的方式阻止他人获取网络信息，发布该信息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接受他人委托实施该行为的，委托人与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规定》第15条明确：“雇佣、组织、教唆或者帮助他人发布、转发网络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六）加大被侵权人的司法保护力度。《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维权成本高，利用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违法成本过低的现实，第18条规定：“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如此规定加大了司法保护的力度，有利于遏制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进而实现网络环境规范有序。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8大典型案例
1．徐大雯与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民事纠纷案
2．蔡继明与百度公司侵害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纠纷案
3．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与周鸿祎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4．赵雅芝与上海琪姿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诺宝丝化妆品有限公司侵害姓名权纠纷、肖像权纠纷案
5．范冰冰与毕成功、贵州易赛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6．王某与张某、北京凌云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系列案
7．闫某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
8．徐杰敖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案例1
徐大雯与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民事纠纷案——精神损害赔偿应与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相适应
（一）基本案情
2008年10月18日凌晨1时许，著名导演谢晋因心源性猝死，逝世于酒店客房内。2008年10月19日至同年12月，宋祖德向其开设的新浪网博客、搜狐博客、腾讯网博客上分别上传了《千万别学谢晋这样死！》、《谢晋和刘xx在海外有个重度脑瘫的私生子谢xx!》等多篇文章，称谢晋因性猝死而亡、谢晋与刘xx在海外育有一个重度脑瘫的私生子等内容。2008年10月28日至2009年5月5日，刘信达向其开设的搜狐网博客、网易网博客分别上传了《刘信达愿出庭作证谢晋嫖妓死，不良网站何故黑箱操作撤博文？》、《刘信达：美×确是李××女儿，照片确是我所拍》、《宋祖德十五大预言件件应验!》、《宋祖德的22大精准预言！》等文章，称谢晋事件是其亲眼目睹、其亲自到海外见到了“谢晋的私生子”等内容。2008年10月至11月间，齐鲁电视台、成都商报社、新京报社、华西都市报社、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生活报社、天府早报社的记者纷纷通过电话采访了宋祖德。宋祖德称前述文章其有确凿证据，齐鲁电视台及各报社纷纷予以了报道。成都商报社记者在追问宋祖德得知消息来源于刘信达后，还通过电话采访了刘信达。刘信达对记者称系自己告诉了宋祖德，并作出了同其博客文章内容一致的描述。徐大雯以宋祖德、刘信达侵害谢晋名誉为由起诉，请求停止侵害、撤销博客文章、在相关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40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博客注册使用人对博客文章的真实性负有法律责任，有避免使他人遭受不法侵害的义务。宋祖德、刘信达各自上传诽谤文章在先，且宋祖德称消息来源于刘信达的“亲耳所闻、亲眼所见”，而刘信达则通过向博客上传文章和向求证媒体叙述的方式，公然宣称其亲耳听见了事件过程并告诉了宋祖德。两人不仅各自实施了侵权行为，而且对于侵犯谢晋的名誉有意思联络，构成共同侵权。诽谤文章在谢晋逝世的次日即公开发表，在此后报刊等媒体的求证过程中继续诋毁谢晋名誉，主观过错十分明显。宋祖德、刘信达利用互联网公开发表不实言论，使谢晋的名誉在更大范围内遭到不法侵害，两被告的主观过错十分严重，侵权手段十分恶劣，使谢晋遗孀徐大雯身心遭受重大打击。综上，判决宋祖德、刘信达承担停止侵害、在多家平面和网络媒体报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徐大雯经济损失89951.6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00000元。宋祖德、刘信达不服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利用博客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案件。正如一、二审判决所言，在公开博客这样的自媒体中表达，与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方式表达一样，都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博客开设者应当对博客内容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两被告利用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侵犯谢晋名誉，法院根据其行为的主观过错、侵权手段的恶劣程度、侵权结果等因素，判处较高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体现了侵权责任法的理念和精神。
案例2
蔡继明与百度公司侵害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纠纷案——不宜仅以侵权信息的出现即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
（一）基本案情
原告作为政协委员公开发表假日改革提案后，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网络用户于百度贴吧中开设的“蔡继明吧”内，发表了具有侮辱、诽谤性质的文字和图片信息，且蔡继明的个人手机号码、家庭电话等个人信息也被公布。百度公司在“百度贴吧”首页分别规定了使用“百度贴吧”的基本规则和投诉方式及规则。其中规定，任何用户发现贴吧帖子内容涉嫌侮辱或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或违反贴吧协议的，有权按贴吧投诉规则进行投诉。蔡继明委托梁文燕以电话方式与百度公司就涉案贴吧进行交涉，但百度公司未予处理，梁文燕又申请作“蔡继明贴吧”管理员，未获通过，后梁文燕发信息给贴吧管理组申请删除该贴吧侵权帖子，但该管理组未予答复。2009年10月13日，蔡继明委托律师向百度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该公司履行法定义务、删除侵权言论并关闭蔡继明吧。百度公司在收到该律师函后，删除了“蔡继明吧”中涉嫌侵权的网贴。蔡继明起诉百度公司请求删除侵权信息，关闭蔡继明吧、披露发布侵权信息的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及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认为，百度贴吧服务是以特定的电子交互形式为上网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条件的网络服务，法律并未课以网络服务商对贴吧内的帖子逐一审查的法律义务，因此，不能因在网络服务商提供的电子公告服务中出现了涉嫌侵犯个人民事权益的事实就当然推定其应当“知道”该侵权事实。根据《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网络服务商仅需对其电子公告平台上发布的涉嫌侵害私人权益的侵权信息承担“事前提示”及“事后监管”的义务，提供权利人方便投诉的渠道并保证该投诉渠道的有效性。百度公司已尽到了法定的事前提示和提供有效投诉渠道的事后监督义务，未违反法定注意义务。百度公司在2009年10月15日收到蔡继明律师函后，立即对侵权信息进行了删除处理，不承担侵权责任。由于百度公司已经删除了侵权信息并采取了屏蔽措施防止新的侵权信息发布，蔡继明继续要求百度公司关闭涉诉贴吧于法无据，且蔡继明因公众关注的“国家假日改革”事件而被动成为公众人物，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出于舆论监督及言论自由的考虑，应当允许公众通过各种渠道发表不同的声音，只要不对蔡继明本人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及侮辱即可。而“蔡继明吧”只是公众舆论对公众人物和公众事件发表言论的渠道，以“蔡继明”命名吧名只是指代舆论关注的焦点，其本身并无侵害其姓名权的故意，对关闭蔡继明吧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蔡继明诉前要求百度公司提供相关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百度公司依照《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未直接向蔡继明提供侵权网络用户信息，并无过错。蔡继明诉讼请求百度公司提供上述信息，百度公司亦当庭表示在技术上可以提供，故蔡继明要求百度公司通过法院向蔡继明提供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信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认为，百度公司在收到梁文燕投诉后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直至蔡继明委托发出正式的律师函，才采取删除信息等措施，在梁文燕投诉后和蔡继明发出正式律师函这一时间段怠于履行事后管理的义务，致使网络用户侵犯蔡继明的损害后果扩大，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百度公司应当赔偿蔡继明精神抚慰金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边界问题，在三个方面具有参考意义：一是通知人通知的方式及效果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公示的方式存在关系，只要通知人满足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公示的通知方式，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二审法院认定原告委托的代理人投诉至原告律师函送达之间这一段期间的责任由百度公司承担，即以此为前提。二是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网络用户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权益，不能仅以其提供的服务中出现了侵权事实就当然推定其应当“知道”。三是要注意把握对公众人物的监督、表达自由与侵权之间的界限，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一、二审法院对删除蔡继明吧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利益衡量妥当。
案例3
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与周鸿祎侵犯名誉权纠纷案——公众人物发表网络言论时应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
（一）基本案情
2010年5月25日至27日期间，周鸿祎（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其新浪微博、搜狐微博、网易微博等微博上发表多篇博文，内容涉及“揭开金山公司面皮”、“微点案”、“金山软件破坏360卫士”等。金山公司认为这些微博虚构事实、恶意诽谤，诋毁原告商业信誉及产品信誉，且经网络和平面媒体报道后，造成金山公司社会评价的降低。因此，请求周鸿祎停止侵害、在新浪、搜狐、网易微博首页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1200万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认为，微博的特点在于寥言片语、即时表达对人对事所感所想，是分享自我的感性平台，与正式媒体相比，微博上的言论随意性更强、主观色彩更加浓厚，对其言论自由的把握尺度也更宽。考虑微博影响受众不特定性、广泛性的“自媒体”特性，对微博言论是否构成侵权，应当综合考量发言人的具体身份、言论的具体内容、相关语境、受众的具体情况、言论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具体后果等加以判断。周鸿祎作为金山公司的竞争对手奇虎360公司的董事长，且是新浪微博认证的加“V”公众人物，拥有更多的受众及更大的话语权，应当承担比普通民众更大的注意义务，对竞争对手发表评论性言论时，应更加克制，避免损害对方商誉。一审法院认为，周鸿祎利用微博作为“微博营销”的平台，密集发表针对金山软件的不正当、不合理评价，目的在于通过诋毁金山软件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削弱对方的竞争能力，从而使自己任职的公司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其行为势必造成金山公司社会评价的降低，侵犯了金山公司的名誉权，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的责任。但金山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股价下跌与周鸿祎微博言论的关联性，判决周鸿祎停止侵权、删除相关微博文章、在新浪、搜狐、网易微博首页发表致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8万元。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利用微博侵害企业名誉权的案件。首先，一、二审法院根据微博这一“自媒体”的特征，认为把握微博言论是否侵权的尺度要适度宽松，体现了与互联网技术发展相结合的审判思路，值得赞同。其次，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微博言论是否侵权应当结合博主的身份、言论的内容及主观目的等因素综合认定。公众人物应当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这一判断与侵权法的基本理念相契合。本案在利用网络侵害经营主体商业信誉、商品或服务的社会评价的现象逐步增加的背景下，更具启示意义。
案例4
赵雅芝与上海琪姿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诺宝丝化妆品有限公司侵害姓名权纠纷、肖像权纠纷案——被侵权人的影响力是判断经济损失的重要因素
（一）基本案情
2005年5月16日，赵雅芝与诺宝丝公司签订《形象代言协议书》，约定赵雅芝允许诺宝丝公司合法使用其肖像为VZI系列化妆品进行广告宣传，合约有效期为2005年7月31日至2006年7月31日，诺宝丝公司支付港币80万元作为酬金等。2012年1月9日，被告琪姿公司与被告诺宝丝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诺宝丝公司确认琪姿公司为“VZI氧疗系列产品”上海区域的独家总代理商；诺宝丝公司向琪姿公司提供品牌代言人赵雅芝等六大明星为“VZI”产品制作的影响广告宣传资料；协议有效期自2012年1月9日至2013年1月8日等内容。2012年，琪姿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站上使用赵雅芝的姓名、肖像等。赵雅芝起诉请求两被告停止使用其姓名及肖像、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95万元及精神抚慰金5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区法院认为，诺宝丝公司未经赵雅芝同意，无权在双方协议约定期间届满后继续使用其姓名和肖像，也无权授权他人使用，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权和肖像权。原告作为影视明星，其姓名和形象在中国大陆具有较高知名度，加之原告良好的外形和在公众中所产生的良好声誉，使用其姓名和形象对相关产品进行宣传可提升该产品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对该产品的生产商或销售商亦可带来实际的利益。因此，原告的姓名和肖像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对其姓名权和肖像权造成侵害，侵权人应当赔偿一定的经济损失。对于该数额的确定，法院认为，结合琪姿公司在网站上使用原告姓名和肖像的时间长短、对原告造成的影响范围、其行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酌情确定被告琪姿公司应赔偿原告损失25万元，诺宝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典型意义
使用名人的影响力提升产品或服务的知名度，是比较常用的营销手段。基于互联网技术，未经同意使用他人肖像或姓名要比过去更容易查证。本案的特点是，法院在认定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时，综合考虑了被侵权人的知名度、对相关产品进行宣传可提升该产品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对该产品的生产商或销售商可带来的实际利益、使用被侵权人姓名和肖像的时间长短、对被侵权人造成的影响范围、其行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并据此判决较高的经济损失，贯彻了通过损害赔偿制裁违法行为、提高违法行为的成本的制度功能。
案例5
范冰冰与毕成功、贵州易赛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案——“影射”者的责任：从信息接受者的视角判断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19日，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一篇未经证实的关于内地影星章子怡的负面报道。2012年5月30日毕成功转发并评论其于2012年3月31日发布的微博。主要内容是，前述负面报道是“Miss F”组织实施的。2012年5月30日19：10，易赛德公司主办的黔讯网新闻板块之“娱乐资讯”刊登了《编剧曝章子怡被黑内幕，主谋范冰冰已无戏可拍》一文，以前述微博内容为基础称：“……知名编剧毕成功在其新浪微博上揭秘章子怡被黑内幕，称范冰冰是幕后主谋。……” 之后，易赛德公司刊载的文章以及毕成功发表的微博被广泛转发、转载，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各大门户网站以及国内各知名报刊均进行了相关转载及衍生性报道，致使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对于范冰冰的侮辱、攻击性言论及评价。范冰冰起诉，请求易赛德公司和毕成功停止侵权、删除微博信息、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0万元。毕成功则辩称，“Miss F”指的是在美国电影《致命契约》中饰演“Clary Fray”的美国女演员莉莉·科林斯（Lily collins）。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和第二中级法院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毁损性陈述有可能隐含在表面陈述中（即影射）。这时并不要求毁损性陈述指名道姓，只要原告证明在特定情况下，具有特定知识背景的人有理由相信该陈述针对的对象是原告即可。从毕成功发布的微博的时间、背景来看，易让读者得出“Miss F”涉及章子怡报道一事。从毕成功该微博下的评论、《内幕》一文以及后续大量网友的评论和相关报道来看，多数人认为“Miss F”所指即是范冰冰。毕成功虽于2012年6月4日发表微博，称其未指名道姓说谁黑章子怡，但该微博下的大量评论仍显示多数网友认为仍是范冰冰实施的所谓诬陷计划，而毕成功并未就此作出进一步明确的反驳，否认“Miss F”是范冰冰。毕成功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诬陷计划”以及莉莉·科林斯与“诬陷计划”的关系，且毕成功在诉讼前面对大量网友认为“Miss F”就是指范冰冰时，也从未提及“Miss F”是指莉莉·科林斯，故毕成功有关“Miss F”的身份解释明显缺乏证据支持。易赛德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对其主办的“黔讯网”发布的新闻负审查、核实义务，《内幕》一文系由易赛德公司主动编辑、发布，但事前未经审查、核实，故由此所产生的责任理应由易赛德公司自行承担。综上，毕成功和易赛德公司应分别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3万元和2万元。
（三）典型意义
在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名誉权等人身权益的案件中，侵权信息往往具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特征，并不明确指明被侵权人，尤其是在针对公众人物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网络信息针对的对象就是原告？如何判断原告因这些信息受到损害？本案的结论是，要从信息接受者的角度判断，即“并不要求毁损性陈述指名道姓，只要原告证明在特定情况下，具有特定知识背景的人有理由相信该陈述针对的对象是原告即可。”这种判断标准实质性地把握了损害后果、损害后果与侵权信息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利用网络信息侵害名誉权案件的审理，具有启示意义。
案例6
王某与张某、北京凌云互动信息技术限公司、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系列案——媒体报道应当尊重个人隐私
（一）基本案情
王某与死者姜某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6年2月22日登记结婚。2007年12月29日，姜某从自己居住楼房的24层跳楼自杀身亡。
姜某生前在网络上注册了名为“北飞的候鸟”的个人博客，并进行写作。在自杀前2个月，姜某关闭了自己的博客，但一直在博客中以日记形式记载了自杀前两个月的心路历程，将王某与案外女性东某的合影照片贴在博客中，认为二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自己的婚姻很失败。姜某的日记显示出了丈夫王某的姓名、工作单位地址等信息。姜某在2007年12月27日第一次试图自杀前将自己博客的密码告诉一名网友，并委托该网友在12小时后打开博客。在姜某于2007年12月29日跳楼自杀死亡后，姜某的网友将博客密码告诉了姜某的姐姐，姐姐将姜某的博客打开。张某系姜某的大学同学。得知姜某死亡后，张某于2008年1月11日注册了非经营性网站，名称与姜某博客名称相同，即“北飞的候鸟”（网址：http：//orionchris.cn/）。在该网站首页，张某介绍该网站是“祭奠姜某和为姜某讨回公道的地方”。张某、姜某的亲属及朋友先后在该网站上发表纪念姜某的文章。张某还将该网站与天涯网、新浪网进行了链接。
姜某的博客日记被转发在天涯社区论坛中，后又不断被其他网民转发至不同网站上，姜某的死亡原因、王某的“婚外情”等情节引发众多网民的长时间、持续性关注和评论。许多网民认为王某的“婚外情”行为是促使姜某自杀的原因之一；一些网民在进行评论的同时，在天涯虚拟社区等网站上发起对王某的“人肉搜索”，使王某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详细个人信息逐渐被披露；更有部分网民在大旗网等网站上对王某进行谩骂、人身攻击，还有部分网民到王某家庭住址处进行骚扰，在门口刷写、张贴“逼死贤妻”“血债血偿”等标语。
大旗网系由凌云公司注册管理的经营性网站。在姜某死亡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后，大旗网于2008年1月14日制作了标题为《从24楼跳下自杀的MM最后的BLOG日记》的专题网页，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对姜某自杀事件发生经过的介绍；相关帖子的链接；网民自发到姜某自杀的小区悼念的现场情况；对网民进行现场采访的内容；对姜某的姐姐、姜某的同学张某、姜家的律师进行电话采访的内容和“网友留言”、“心理专家分析”等专栏。大旗网在专题网页中使用了王某、姜某、东某的真实姓名,并将姜某的照片、王某与东某的合影照片、网民自发在姜某自杀身亡地点悼念的照片、网民到王家门口进行骚扰及刷写标语的照片等粘贴在网页上。
王某分别起诉张某、凌云公司、天涯在线，请求停止侵害、删除信息、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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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认为，公民的个人感情生活包括婚外男女关系均属个人隐私。张某披露王某的个人信息行为侵害了王某的隐私权。凌云公司在其经营的大旗网上对关于该事件的专题网页报道未对当事人姓名等个人信息和照片进行技术处理，侵害了王某的隐私权并导致王某的名誉权遭受损害，应当承担删除专题网页、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害等侵权责任。天涯公司经营的天涯虚拟社区网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上网规则、对上网文字设定了相应的监控和审查过滤措施、在知道网上违法或侵权言论时采取了删除与本案有关的网络信息，已经履行了监管义务，不承担侵权责任。
（三）典型意义
哪些信息是个人信息？哪些个人信息是个人隐私？那些有违公序良俗的个人信息是否应当受到保护？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本案是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所谓博客自杀第一案。本案中，虽然原告王某的婚外情在道德上值得批评，但这并非公众干预其个人生活的合法理由。公民的个人感情生活包括婚外男女关系均属个人隐私，无论是个人通过互联网披露、还是媒体的公开报道，都应当注意个人隐私的保护。
案例7
闫某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原告有权通过诉讼方式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侵权人的相关个人信息
（一）基本案情
某新浪博客博主发表涉及原告个人隐私的文章，原告先后向新浪公司和百度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采取必要措施，新浪公司在诉讼中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采取了删除等必要措施，百度公司则提供证据证明采取了断开链接、删除等措施。原告起诉要求两公司提供博主的个人信息。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认为，新浪公司不能证明其已尽到《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所规定的事前提示和事后监督义务，应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百度公司在百度网站首页、“百度知道”首页、“百度百科”首页公示了权利人的投诉渠道和投诉步骤，设置了投诉链接及权利声明，并明确提示网络用户的注意义务，已尽到了法定的事前提示和提供有效投诉渠道的事后监督义务，不承担侵权责任。新浪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接到原告通知后采取了必要措施，应承担侵权责任；百度公司则在接到原告通知后及时采取了断开链接、删除等措施，不承担侵权责任。原告要求新浪公司提供博主的IP地址和全部注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资料，由于两个博客的内容涉及了原告的人格权益，原告有权知晓该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以便主张权利，新浪公司应当在网络技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原告披露上述两位博主的网络用户信息，以维护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信息知情权，应予支持。
（三）典型意义
网络侵权案件的一大特点就是网络的匿名性，如何确定侵权人的个人身份，常常成为阻碍原告维护自身权利的障碍。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又负有法定的对网络用户的保密义务，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诉讼的方式，由人民法院对原告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网络用户个人信息的要求进行审查后并作出判断，能够较好地实现两者的平衡。
案例8
徐杰敖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案——转载者的责任：专业媒体应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
（一）基本案情
2003年11月14日华商晨报发表 “持伪证、民告官、骗局被揭穿”一文；同日，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站中转载了上述文章，并长达八年之久。另案生效判决认定华商晨报社侵犯了徐杰敖的名誉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万元。2006年6月9日华商晨报社在当日报刊尾版夹缝中刊登了对徐杰敖的致歉声明，但是字数、篇幅确实过小不是很显著。徐杰敖以新浪公司未及时更正为由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二）裁判结果
北京海淀区法院认为，新浪公司在其网站上转载华商晨报的侵权文章并无不妥，但在法院于2004年年底认定华商晨报的行为构成侵害原告名誉权且2006年6月9日华商晨报在报纸刊载致歉声明后，新浪公司仍未更正或删除该信息，但因华商晨报的致歉声明篇幅过小且位置不显著，因此新浪公司虽不具有主观恶意但却具有过失，应当承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主张数额明显过高，应当根据具体案情以及新浪公司的侵权过错程度、持续时间等情节酌情判定新浪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八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二万元。
（三）典型意义
自媒体的发展及成熟是互联网时代的一大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专业媒体与自媒体之间就应当同等对待。本案的判决说明，在认定互联网时代最普遍的转载行为的法律责任时，应当区分专业媒体和非专业媒体，专业媒体的注意义务应当高于一般自媒体。所以，转载他人信息未更正仍需承担侵权责任。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特供】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执笔者姜强法官的权威解读。
理性的谦抑，可贵的沉默
作者 | 姜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
原载 | 微信号“海坛特哥”（haitanlegal）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的发布与实施，算得上近日的热门话题。解读其内容，阐发其意义，固然不无裨益；但，于不疑处有疑，于留白处发问，也许更重要。
一、为何只限于“人身权益”而不涉及其他权益？
网络侵权，特殊点在于手段，而非结果。既是手段，所侵害的就不限于人身权益。那为何司法解释仅限于“人身权益”？略有三端：其一，人身权益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君不见，人肉搜索、隔空对骂、刺激视频、不雅艳照等等横空出世，所谓斯文扫地，洋相百出。案件虽少，影响却大。当事者何以处世与自处？司法解释解眼前之急，先行规定。其二，互联网技术的确日新月异，但不意味着传统法律就统统无用武之地。相反，多数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在互联网领域都有高度的适用性。原有法律已能解决问题，就不必重复劳动。其三，更为重要的是，有的权益在互联网时代有何形态、如何存在、运行逻辑等等，都尚难确定，与其贸然前行，用规则开创现实，不如耐心等待时间与实践的发展，用现实形塑规则。
一言以蔽之，时间才是最好的老师，它会教会我们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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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何不再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
某古代哲人说，分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第一种方法。此前诸多立法或司法解释，都或明或暗地把网络服务提供者区分成内容提供商和平台运营商，并规定不同的责任类型，司法解释为何不如法炮制呢？
其实无他，互联网发展神速，此前分类失去意义了。请问，腾讯公司是内容提供者还是平台运营商？阿里巴巴是金融公司、是高端商场还是集贸市场（一个集贸市场能在华尔街融资这么多？！）？乐视TV是电视台、电影院还是别的啥？百度还是搜索公司吗？亚马逊只是网上超市吗？小米就是卖手机的吗？
套用互联网女皇的话：这是一个内容+社区+商务的世界。不懂这个，你就不光是out，而且要死翘翘了。现实如此，此前的分类，不管用了。
你说，司法解释还好意思再因循前例吗？
三、为何不规定反通知程序？
互联网法，作为一个暂时还算新潮并由此显得有点高大上的领域，有若干概念颇引人注意。比方说，避风港规则；比方说，反通知程序。反通知程序在知识产权领域都已行之有年，司法解释为何不规定呢？
通知——删除——反通知——恢复，在知识产权领域，不仅必要，而且有效。在这种翻来覆去的折腾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自主权、网络用户的信息发布权、权利人的著作权等，能大致和谐，各有其分。即使权利人受到的损害增加，大多也可以通过金钱赔偿来弥补（我恶意揣测一下，实践中作出反通知的，企业居多）。但是，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等，经此折腾，不仅所受到的损害可能扩大，而且难以恢复。毕竟，经此折腾，还能获得芙蓉姐姐式的成功，跟成为马云式的人生赢家，在难度上，很可能是一样的啊。所以，东施效颦就不必了。
有人会说，如此，互联网公司接到通知就删除，还有言论自由吗？还有经营自由吗？各位，外行看热闹不要紧，要紧的是看热闹的还不怕事大。司法解释没说互联网公司接到通知必须删除，它说的是：互联网公司接到通知后，可以删除，也可以不删除；删除了，肯定无责；不删除，未必有责；有责无责，看这个信息到底侵权不侵权。删错了咋办？找通知人，通知人通知错了嘛。
拽一句时髦话：互联网，崇尚技术中立嘛。
四、为何不对“及时”明确规定时间标准？
侵权责任法规定，互联网公司接到通知后要及时删除，否则，有可能承担连带责任。立法者一句“及时”，难坏了无数法官，一天之内算及时吗？一周之内及时否？
各位，几年之前，谁会想到上午在JD（不知道JD的请找BAIDU）下个单，下午电视机就送到你家门口了？这就是互联网的世界，如淘宝所言：万能的可能啊！在这万能的可能中，把“及时”的标准确定为固定时间，不管时间长短，无非两种结果：要么忽视了目前的技术水平，要么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前者造成现实问题，后者导致未来困惑，前后失据，得不偿失。
所以，还是由法官与时俱进地综合判断吧。
五、为何只规定“公开”个人信息的责任而不涉及其他？
《大数据时代》一书说，大数据技术的前提是，数据要big！大数据靠什么形成？靠收集和处理。不让收集，没有big数据（所以，美国政府开始向公众开放政府数据库，让企业在这些大数据中挖掘有用信息），也就不会有big技术。没有big技术，百度预测不了流感，亚马逊推荐不了好书，你也炫耀不了每日运动成绩，携程接线员也不会在称呼前亲切地加上您的姓氏了……
即使大数据技术使个人信息的收集有其必要，也不意味着它能为所欲为，合法、正当、必要，仍是它要遵循的原则。进而，违法收集和利用当然构成侵权，但问题是，通过私法手段规制，有其内在的制度逻辑。比方说，单纯的收集，造成了何种损害？不公开的利用，又有何种诉讼？如何救济？司法手段够用吗？没有集体诉讼可行吗？
布雷耶大法官在《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中说，其实，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比了解自己能做什么，更困难，有时也更重要……
……
以上种种，司法解释未予阐明、未予规定，在我看来，恰恰是尊重了互联网的技术特征，看到了互联网的无限可能，理解了现实总是比规则更丰富、也更疯狂，看到了司法的能为、可为与不为，是特意的留白，是有意的沉默。用文艺青年的话来说，就是：
理性的谦抑，可贵的沉默……